待遇不一样，偏见要纠正

“借钱变贵了。”在某省一家新能源公司做财务的李英，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企业融资成本在上涨。“2016年以前，银行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打九折，2017年还能打九五折，今年则回到基准利率。”

像李英这样能以基准利率贷款的民营企业还算“幸运儿”。“虽然近段时间银行贷款利率稍微稳定下来了，但前阵子一直在涨。”另一省份某医药公司董事长刘成贵说，他们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，“以前企业效益好，找银行贷款多少还给点优惠，今年可能是整个社会资金吃紧，各家贷款银行利率普遍上浮了5到10个百分点。”

相比明面上贷款利率的上升，获取资金难度加大是目前不少民营企业更大的痛点。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受债券违约、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等影响，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民企的风险偏好下降，民企整体融资出现困难，影响了企业流动性。

“民企和国企在直接融资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待遇。”某大型零售商金融部门负责人李锴说，不论是银行间短期融资，还是在交易所发债，在相当条件下，投资人给民企和给国企的是两种价格。“差别对待增加了民企的融资难度，情况最严重的是今年4月，投资人甚至看都不看民企发的债，这对一些当时急需资金的民企来说会面临不小风险。”

“我觉得包括银行、险资、基金在内的各方，在评估上不应简单将国企、民企区别对待。到现在还有一些投资人搞‘入围名单’，不管你经营状况如何，反正民企不准入围，这种偏见应当纠正。”李锴说。

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也不容易。“银行能给我们的贷款额度在收紧。”某文旅企业负责人周珊彤说，“我们找银行贷款，额度上就会打折扣，放款也不能一次到位，而是要分几批发放，银行的解释是上级行对规模管理得较严。”

“银行的贷款利率大约在5.6%，这个利率我们能接受，对企业来说，能贷到钱、解燃眉之急才是最要紧的，但现在银行给的贷款额度都比较低。”某汽车设备厂负责人顾继宏有些发愁，他们今年和一家大客户签了1亿多元的订单，为了尽快投产，经多方筹款后，还想找银行垫资300万元，结果银行回复没有额度。

“银行说是上级行卡了规模，另外也觉得这笔贷款有风险。我向银行解释过，这家大企业信誉良好，回款及时，不会拖欠我们的款项，而且我自己企业的回款账户可以放在银行，还有什么担心的呢？但银行还是说不行。我觉得银行在风险评估手段上可以更灵活一些，仔细调研，不要一觉得有风险就干脆不做贷款了。”顾继宏说。

大型民企借钱越来越难，中小民企更是难上加难。“我们公司规模小，除了用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等做抵押担保以外，银行还要求我用家庭资产甚至个人财产做担保，才能批给我贷款，‘有限责任’变成了‘无限责任’。”某农业设备公司负责人何森说。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除了银行贷款之外，其他融资渠道也不好“走”，高企的费用抬升了民企整体融资成本。

某机械制造企业董秘付余敏介绍，他们找商业保理公司贷款，获得了一笔融资。“商业保理公司贷款年化利率为12.5%，是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，而且找这类公司贷款还有很高的手续费。”付余敏说。

融资工具不少，但达标的企业并不多，众多民企在银行之外融资无门。某智能装备制造企业财务部门负责人万霖介绍，有些下游企业实力不强，也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，希望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他们的设备。“这原本是帮助制造企业提升销售业绩的好事，也能让小企业尽早提升制造能力，但有些机构就只做发达地区的业务，不做欠发达地区的，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地方的公司回款难、报表不漂亮、资质不足。但实际上，民企的情况千差万别，欠发达地区也有好企业。”

民企融资现状如何？人民日报摸底近百家民营企业

账款难收回，负担要减轻

张华管理着一家从事汽摩配件加工的中型企业，谈起资金周转状况，他表示压力很大：“我们厂2016年以前从未贷过款，但现在因为回款周期普遍延长一个月以上，公司必须贷款才能维持正常运转，这给公司带来不小的负担，融资成本提高，利润就被挤掉了。”

“我们的策略就是熬，有风险的产品不敢碰，高投入的行业都不做。”张华说，公司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，有了流动资金才敢考虑开工投入下一批项目。

针对应收款账期变长的问题，某建材公司董事长葛卫立说：“我们公司货款到年底基本也就能收回六七成，而且经常名义上账期是3个月，实际如果给我一张6个月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，账期就变成了9个月。”

一些民企经营规模不大，在付款周期方面较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“园林企业给政府做的项目都是通过垫资形式，以前首付款比例能到40%，后来只能付到30%，现在降到20%，付款周期也大大拉长。”某环保公司董事长隋月告诉记者，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减弱了，就把这部分压力转嫁给上游供应商，房地产客户也出现业绩下滑，中小企业因此陷入债务链。

“我们给地方政府部门做了许多高效节水项目，但全额垫资做完项目后，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回款很慢，钱大半年都回不来，经营压力很大。”何森说。

这样的民企不在少数。某科技企业创始人吕欣说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建筑检测仪器，客户都是一些大型国企。“资金周转确实不灵活，应收款经常一拖就是半年到8个月。”

为了缓解资金链紧张问题，很多中小企业迫切希望银行提供流动资金贷款。某食品公司总经理黄兴告诉记者，如果没有银行支持，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，就会缩减原材料采购，减少产品供应，市场占有率会迅速下降，企业经营规模不断萎缩，慢慢被市场淘汰。

解决融资难，信息要共享

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，而银行也受制于资本约束和负债约束，放贷能力有限。资金面紧张、获取存款难度加大、负债成本上升、运营成本高企等，是此次调研中各家银行反映的共性问题。

“受多重因素影响，辖内银行机构存款组织能力有所下降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信贷投放规模的可持续增长。”江苏常州银监分局局长陈惠莲介绍，当地银行存款的增长多以高成本的存款为主。“存款成本上升导致银行利差收窄，个别银行存贷款利率持平甚至倒挂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成本。”陈惠莲说。

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侯磊说，2017年起，该行存款只有210亿元，贷款却高达252亿元，除去准备金后，借差高达100多亿元，利率3%以上，这块资金成本非常高。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说，2017年起，银行业资金流动性普遍趋紧、利率市场化竞争激烈，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压力加大，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。

“在吸收存款上，小银行一直是有困难的，对公存款、招标入围都比不过大银行，尤其是吸收对公存款，这是业内长期存在的现象。”某农商行副行长闫丝雨说，地方小银行产品单一、规模小、评级相对低，大部分存款都被大银行拿走了。

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公部门副总经理金三成说：“目前银行很难拉到存款，流动性紧张，受资本充足率和负债约束很大。有的规模不大但前些年表外业务做得比较多的城商行，存贷比非常高，已经达到90%左右了。”

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银行不敢贷、不愿贷。陈惠莲说，从基层银行的现状看，一些银行在综合收益率等指标考核上没有对民营企业贷款予以倾斜，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未及时调整，专项激励费用未安排到位，同时尽职免责尚难落实。“虽然监管部门对从业人员有尽职免责的规定，但在实际操作上，很难划清尽职免责和从业道德风险的边界。更重要的是管理机制未完全跟上，现在基层行放款，如果没有上级行在管理模式、工作方式、服务创新、产品设计、风险定价等方面的配套创新，基层信贷机构和人员难有更大的作为。”

多地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反映，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工商、税务、信用信息等，对贷款审批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，现在调取企业信息需要额外付费，这增加了银行放贷成本。

“让银行真实、全面地掌握民企信息，是为它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前提。”某大型商业银行分行副行长吴先屏介绍，企业信息散落在工商、税务等多个单位和部门，信息不共享，导致银行获得的客户信息不完全，往往出现企业多头贷款、过度融资等问题。

“我们想大力支持中小企业，但最大的担心来自银企信息不对称。”某股份制银行分行中小企业部总经理石斌杰说，“做贷款，当然要摸清企业的情况，比如税收、社保缴纳、公司产值、老板资金状况、贷款去向等，但这些问题靠目前的征信系统解答不了，增加了办理贷款的难度。另外，我们很希望有担保公司来做中小企业的担保，现在很多企业想贷款，既没有担保也不愿给抵押物，这不利于银行控制风险。”

环境在改善，资金渐宽裕

“以前抵押物评估费用、银行人员差旅费用都要由我们企业来承担，现在全部由银行自己承担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今年10月份以来，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融资状况受到各方关注，财政部、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密集出台扶持政策，金融业加大对民企有效的金融支持，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帮助民企纾困解难，一些企业也切身感受到变化。

“今年下半年，我们的贷款利率没有继续上升。”某纺织企业总经理何文说，银行贷款手续费高的现象最近也发生了转变，“我找华夏银行贷款，以前抵押物评估费用、银行人员差旅费用都要由我们企业来承担，现在全部由银行自己承担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。”

政策效应持续释放。“虽说拉存款有困难，但并未影响银行正常经营，央行降准后，我们也释放出几亿元的流动性。”沈阳农商行副行长杨旭说，“资金充裕了，给企业的贷款利率也下来了。从6月份起，我们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开始下降，以前都是7%以上，现在降到了7%以下。”

“从今年8月起，总行对新发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给予15个基点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。”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中小企业部副总经理樊玉霞介绍，在激励机制上，银行也已经出台具体办法，为鼓励员工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，单笔落地将有1000—2000元的奖金。“在产品上，我们还开发了‘无还本续贷’产品，帮助一批资质好的企业客户缓解现金流困难，减轻还贷压力。”

完善银行考核激励机制，是破解不敢贷、不愿贷的关键。“这是系统工程，要解决人员配置、机制保障、审批权限、产品创新等一系列制约因素。”陈惠莲建议，配备专职人员和队伍，同时解决目前授信审批权限主要集中于省级以上机构的现状，给予基层经营管理机构更多权限，并做好清晰、合理的权责划分。加强针对民营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，提高金融科技水平，特别是增强银行除信贷以外的提供直接融资工具的能力。

对于防控风险，银行还应认识到，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。陈惠莲认为，防控信贷风险最根本的是要发挥金融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同性，加强区域经济联动效应，稳定宏观经济环境，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整体复苏。在信贷投放上要稳定融资支持、坚定放贷信心，建立和民营企业更紧密的伙伴关系，为民企争取化解风险的时间和空间。

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正在积极行动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。

在辽宁，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将“公平信贷”原则贯穿信贷管理全程，从业务受理、客户评级、放款约束、贷后管理等方面，检查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平信贷的政策，取消不合理的条款、要求和做法。在重庆，监管部门划分机构、片区，组织机构负责人和一线客户经理，对全市6000余家民营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式走访、回访，对民企广泛关注的困难和问题拿出切实举措，目前已现场为民企解决各类融资问题30个，落实资金24.6亿元。在浙江，监管部门组织银行对全省授信10亿元以上企业进行筛选，探索建立优质企业“白名单”，对暂时遇到困难但仍有发展前景的企业，主动开展帮扶，助力企业提前做好债券兑付安排，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。

“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，我相信随着相关政策陆续落地，民企的生存环境会大大改善。”江苏常州东奥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斌说，现在企业营商环境逐步好转，金融部门对民企的大力扶持也在见效。最近东奥公司的还贷压力减轻不少，现金流相对充裕一些了，正跟外企展开深入合作。